一个成功的超级政治家，要能够做到让国王言听计从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。
一个在儒学的领域作为儒家的人，当然也可以是政治上的左派或右派，可以对公共生活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，可以上朝从政，也可以在野民间，但这跟儒学本身没有关系。比如，我们不可能把物理学、化学、天文学等自然科学，和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称为儒学或儒学的分支。
上述三个方面，如果用我本人的新古典儒学来讲的话，也就是新古典儒学儒教论、政治论和道统论。如此，儒学就出现分化。这是我们用以指导儒家自身生活的依据。为目前的政治做说明，那可能主要还是党校学者的事情。到北京参加《原道》创刊二十周年纪念会回来，我一直在思考儒学在今天的状况和可能的安排与前景。
那些由格物致知的路线所出现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，会越来越有其独立的知识标准和学科范式，并作为独立的学科，不再被认为是儒学或儒学的分支。这不是习大是否尊儒的问题，而是在儒学自身出现现代性分化的格局下，今天如何执政理政，应当奉行何种政策的那些事务，大多已经不在儒学的地盘上，而在各种具体政治理论、主张和科学的地盘上了。说起来，被拒斥在道统之外的董仲舒，算是一个标志性人物，而王阳明可谓另一个标志性人物。
在宫廷政治的操作上，康有为表现的惊慌失措，是造成戊戌维新运动失败最直接的原因。这就忽视了经学自身的哲学和史学取向，与经的经学传统相形而在的思想史事实。一个成功的超级政治家，要能够做到让国王言听计从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。中华民族的先祖不会这么愚蠢，他们一定会想古今中国人指示个人生活、社会政治、未来发展、人生理想各个不同界面的生存与发展智慧。
大家在道德信念上相互鼓荡，以道德信念替代逻辑的严谨论证和知识的严格检验。同时，整全的经学，必须分解为政治与学术的不同结构，在足以应对社会政治秩序现代建构的需要。
只有秦的郡县制解决了庞大政治体的治理问题。到了晚近阶段，经不再成为国家诠选的借重，注经、解经，逐渐独立成为学统，但已经不再具有道统延续力量，不再具有政治正统地位。这是将人的善心作为决定性环节的顺畅递进性结构。董仲舒对儒家政治干预力的提升，贡献很大。
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两级跳，表明个人的道德修行，一旦受到外部政治迫害的时候，就只能独善其身。从中国历史源流上看，这是千年中国朝代更替的基本问题。董仲舒、谶纬神学没有打通建立宗教的上行路线，只好走上以神圣德性限权的道路，结果证明，这样是达不到真正限制王权的目的的。即使我们今天不去诉求丧失控制权的领土领海，但是要搞清楚，那些领土领海是有诉求余地的。
如果当下的经学没有这样的大视野，那就是一种井底观天的行动，其难以引领中华民族前行的局限性自不待言，更不用说引领人类阔步前行了。身承天这一高级法的董仲舒还是个人，这个人一死，天意就没有世间载体了。
这样的想法，明显模糊了现代边界。因为内圣学的证成，是一个哲学的事业，是哲学家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。
但这样的阅读，不能由国家权力强加，只能由社会风气助长。中国古人不会面对孔孟两位圣人祷告，然后才进入日常生活之中。另一方面，一种系统知识体系和控制体系证成的宗教、哲学和道德，会强于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础上的政治行动模式，因此它会具有清晰明白，指引普通人行动的效能。不过，在现代学术体系中，经学离析出来的政治学、哲学与史学，则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知识作用。像周予同这样的经学史研究大师，就将经学划分为三大流派，一大流派是古文经学，另一大流派是经文经学，再一大流派是宋学。就此埋藏了两个重大的、自我瓦解的伏笔：第一，古文经的发现，使得今文经的权威性受到挑战。
儒家经典演化为国学经典，促使当代儒家、经学家在政治权威直接支持之外，设想和拓展出一片有社会力量支持的阅读儒家经典的新天地。改写的动力来自于儒家的政治态度、哲学态度和史学态度，不足以应对国家结构性调整的需要。
这种自说自话的方式，完全没有复兴儒学、经学的实际价值。其中自然少不了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。
并且因为知识建构的不严谨，造成社会普及的困难。最关键的是，晚明中国进入一个自发的启蒙时代，明清之际遭遇的重大政治变迁，更需要启蒙思想家设想新型秩序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这样的儒家道义原则，申述着一个不同于家天下的新型政治逻辑。
逆的设想付诸阙如不说，客观的知识建构也没有兴趣，因此，对象世界无以浮现，人的主观世界也就收摄一切，变成德性的一个动静问题了。历史地看，像我们四川人都不能认为是龙的传人、炎黄子孙。这就像西方人试图让人觉得有学问、有修养，一定要读古希腊戏剧、哲学著作一样，一个人没有读过这类作品，他就没有修养。何晏、王弼开正始玄风，通过玄学的论证，改变善儒学的伦理言述。
为什么不可译？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：在基督教世界，是不会将《圣经》译为经典的。这对儒学的复兴来讲，是一个重要的契机。
从希腊开始，就打得乌烟瘴气，一直到现在，欧洲各国也还是心怀鬼胎。可见，并不是史学终结了经学，经学本来就有史学的指向。
这不是政治权势人物的提倡、流行学者的推销所可以代替完成的任务。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是龙的传人，这些关乎中华民族建构的固定表达方式，非常狭隘，不足以确立国族建构的话语，是一种伪state nation话语形式。
儒家无论有多么发达的经学建构，也都还是德化之教，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，不需要远离世俗化的日常生活，就可以解决有限生命中追求无限的道德-政治安排。因此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那种信誓旦旦、舍我其谁的经学家，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价值怪胎而已。而这就不是一个哲学家、政治学家或史学家所可以完成的任务。国家传递多么明确的支持，也无济于事。
当代儒教宣传者千万不能对当权者对儒家发出的几句好言好语，就乐不可支，当代儒家应当有一种依托于现代信念的政治定力。史官，自然不是史学，而是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记录政治事件的官学，所谓孔子著春秋，乱臣贼子惧。
我们今天可以理解，在一个时代，以为随意就能匡正国家领袖，是绝对不现实的想法。雅斯贝尔斯在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里特别强调，在轴心时代取得突破的国家为什么具几乎是有同等的思维能力？因为它们都发现了人，要注意，他并没有首先强调轴心时代的重要文明发现的政治统治方法。
近代以来，中国受西方的挤压，让国人全心关注今天守住的这一块领土。这就是孔子足以立规的社会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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